試管嬰兒并不生于試管——胚胎何時起成為“人”？| 展卷 原創 Philip Ball 返樸 收錄于話題 #展卷 ,70個

　　體外受精技術改變了我們的生育方式，但還不止于此。試管生于試管它以一種很少有人意識到的嬰兒方式顛覆了我們對自身的看法。它向我們展示了人是胚胎從一個細胞發育而來的，這使細胞和人的起成邊界變得更加復雜。

　　一種觀點認為，為展胚胎是人出于一己私利“剝削”母體環境的細胞群體。這一點在胚胎的試管生于試管最早期階段（比如囊胚期）尤其明顯——胚胎看起來更像是“人體組織”，而不是嬰兒一個人。當我們在體外受精技術的胚胎幫助下，能夠看到甚至干預個體生命的起成早期階段時，我們發現我們慣常的為展人格概念已經不足以用來界定這個生命實體的地位。

　　因此，人圍繞輔助生殖技術難分難解的試管生于試管倫理爭論，其目的嬰兒絕不僅僅是確立恰當的立法依據。這些倫理爭論同時也在努力重新界定“什么是人”：這一團團細胞曾經是我們的全部，它們成為我們的時間節點在哪里？

　　本文經授權節選自《如何制造一個人》（中信出版社），內容有刪節，標題為編輯所加。點擊文末“閱讀原文”可購買此書。點擊“在看”并發表您的感想至留言區，截至2021年9月5日中午12點，我們會選出2條留言，贈書2本。

　　撰文 | Philip Ball

　　翻譯 | 李可、王雅婷

　　至少在幾個世紀前我們就已經知道，生育并不一定需要性交。18 世紀 70 年代，蘇格蘭外科醫生約翰·亨特進行了第一例有記載的人工授精。據稱，利用一名男性的精子，通過人工授精手段，亨特使這名男子的妻子懷上了孩子。有關人工授精更詳細的記載出現于 1884 年，這一年，美國醫生威廉·潘科斯特（William Pancoast）用捐贈者的精子為一名全身麻醉（使用了氯仿作為麻醉劑）的女性進行了人工授精，使她成功受孕。（原注：“捐贈者”不是那個時代的概念。據報道，精子來自潘科斯特的一名學生。在潘科斯特的學生中，他是公認最英俊瀟灑的那一個。學生們發誓對此守口如瓶。）此前，潘科斯特在顯微鏡下檢查了這名女性的丈夫的精子，發現他沒有生育能力。潘科斯特顯然認為自己是在助人為樂。這名女性和她的丈夫當時都不知道潘科斯特進行了人工授精，潘科斯特后來把情況告訴了丈夫，但妻子一直被蒙在鼓里。（原注：對妻子隱瞞事實的原因不得而知。雖然這次人工授精的倫理問題在今天看來著實駭人聽聞，但這也阻止了人們對這一事件的深入探討。是怕母親知道真相后就不愛她的孩子了嗎？是怕她會對這個手術感到震驚和羞恥嗎？是怕她會譴責潘科斯特和他的學生嗎？這種父性沙文主義（paternalistic chauvinism）的出發點單純嗎？這一事件無疑是公眾對輔助生殖技術態度演變過程中一個值得記錄的節點。）

　　當時，顯微鏡正在揭示受孕的生物學過程。1879 年，瑞士動物學家赫爾曼·福爾（Hermann Fol）首次觀察到了精子進入卵子的過程，不過受精卵明顯沒有形成胚胎。但在卡雷爾和巴羅斯改進了組織培養技術后，制造胚胎是研究人員首先嘗試的事情之一。1912 年， 美國解剖學家約翰·麥克沃特（John McWhorter）和艾倫·惠普爾（Allen Whipple）發現，他們可以使 3 日齡的雞胚在體外存活最多31個小時。一年后，比利時胚胎學家阿爾伯特·布拉切特（Albert Brachet）證明，他可以在培養皿中使兔囊胚期的胚胎保持存活狀態。

　　用精子和卵子在體外創造出一個鮮活的胚胎——真正的體外受精——則是另一回事。20 世紀 30 年代，美國生物學家格雷戈里·平卡斯（Gregory Pincus）曾報道過用體外受精產生兔的胚胎。20 世紀40 年代，他甚至聲稱自己成功完成了人類卵子和精子的體外受精， 但他的這項工作從未得到證實。第一例可信的體外受精幫助哺乳動物生育的報道出現在 20 世紀 50 年代，完成人是平卡斯的合作者、華裔美國生物學家張明覺。通過體外受精，他使母兔產下了活的兔子。為了證實這些兔子確實是體外受精產生的，張明覺使用了不同顏色的兔子：他把黑兔子的卵子和精子結合，然后把胚胎移植到白兔子體內。母兔最終產下的小兔子是黑色的。

　　人類的受精過程則更為困難。受精不僅僅是把卵子和精子扔到一起，讓它們為所欲為。我在前文中介紹過，受精是一個復雜的過程，還需要女性的生殖器官參與其中。在很長的一段時間里，沒有人能找到一種實現體外受精的方法，因為我們對受精的生物學過程知之甚少。

　　20世紀30年代，美國婦產科醫生約翰·洛克（John Rock）決定研究受孕后最初階段的受精卵，他發起了一個今天會讓人瞠目結舌的項目。他與助手亞瑟·赫蒂格（Arthur Hertig）和米里亞姆·門金（Miriam Menkin）一道，在計劃接受子宮切除手術的志愿者體內尋找受精卵。他們向這些女性暗示，她們可以在手術前夜發生性行為。這些女性同意洛克等人采集受精卵的請求，這表明她們無比慷慨，愿意推進人類對生育能力及生育障礙的理解。這項研究竟然被批準了，這表明當時人們對醫學倫理規范的必要性仍然認識不足。

　　1944年，洛克和門金聲稱他們利用子宮切除手術時采集的卵子首次實現了人類的體外受精。洛克等人能夠觀察到受精卵開始分裂，但僅止于此：他們沒有在培養皿中培養出真正意義的胚胎。在后來的研究中，洛克又為口服避孕藥的發展做出了開創性的貢獻。

　　在體外受精技術發展的早期，學界頗有一些狂放冒險的風氣，驗證猜想的研究往往依賴于大膽、雄辯和一定程度的傲慢。20 世紀60 年代，在倫敦北部的英國國立醫學研究院（National Institute for Medical Research）工作時，生理學家羅伯特·愛德華茲極盡所能從認同他目標的外科及婦科醫生處獲取卵子。這些卵子是在卵巢手術過程中獲取的，但沒有征得卵子“捐贈者”的同意。這種自由是當時的一種風氣。雖然愛德華茲的動機是緩解不孕不育者的痛苦，但在這幅男醫生借助不知情的女性創造“新生命”的圖景中，我們不免可以看出，自潘科斯特的時代以來，社會對有關輔助生殖的文化態度沒有什么改觀。正如人類學家林恩·摩根（Lynn Morgan）所指出的那樣，胚胎學史的一個特點是提供胚胎或者卵子的女性無名無姓：她們通常被當作研究中一種任人擺布、身份不明的生物材料來源。一些女權主義者對生殖技術抱有謹慎甚至反感的態度，這可能源于一種合情合理的擔憂：這些技術重新踏上了男性控制和支配女性的老路。

　　不過，愛德華茲并不是很看重名聲和榮譽。相反，他的努力還遭到了同行的攻擊和嘲笑。愛德華茲的博士生馬丁·約翰遜這樣總結團隊當時的工作氛圍：

　　說實話，當我們在他的實驗室攻讀博士學位，甚至進入博士后階段的時候，我們都極不確定他的研究是否合乎倫理，也不想過多地參與其中。部分原因是，作為研究生和早期階段的博士后，看到外界人士對這項工作的敵意之深，我們感到相當不安——當諾貝爾獎得主、皇家學會會士以及這個學科嶄露頭角的新星們…… 痛斥鮑勃（譯者注：即羅伯特·愛德華茲），說他不應該做這些研究時……你不禁會懷疑，我們實驗室到底在做什么？

　　盡管同行們持懷疑和對立的態度，并且認為這些研究違背倫理——例如，著名生物學家詹姆斯·沃森和馬克斯·佩魯茨（Max Perutz）等人后來警告說，體外受精可能會產生帶有嚴重出生缺陷的嬰兒（原注：當你認識到在動物實驗中，體外受精技術并沒有產生帶有嚴重出生缺陷的動物幼崽后，事實就變得更加清楚了：這些恐懼沒有科學依據）——英國醫學研究委員會也拒絕資助他的研究，愛德華茲仍在1969 年與他的學生巴里·巴維斯特（Barry Bavister）以及婦科醫生帕特里克·斯特普托（Patrick Steptoe）合作，在《自然》雜志上發表了一篇論文，詳細描述了人類精子在體外進入卵子的過程。他們寫道：“人的受精卵也許可以用于治療某些不孕不育。”第二年，愛德華茲、斯特普托和他們的臨床助理瓊·珀迪（Jean Purdy）發表了人類受精胚胎發育到 16 細胞期時的照片。到 1971 年時，他們已經能夠把人類胚胎在體外培養到囊胚期。

　　斯特普托通曉將胚胎重新植入子宮的外科技能，而且這些研究人員也很清楚，就算這個手術有很大的不確定性甚至很危險，也不會缺少志愿者。

　　受精那一刻？精子即將進入卵子丨圖片來源：圖庫 Science Photo Library

　　但這些培養皿中人類胚胎的照片有著更深層次的意義：我們第一次能夠看到生命之旅的起點。在此之前，我們只能把生命的開始追溯到一個像小人一樣的組織塊，組織中已經形成了一個蝦一樣的頭部。

　　要想從發育的角度思考人類自身，我們首先需要有目睹發育過程的能力。“我們今天所談論的胚胎是一個相對較新的概念，”林恩·摩根說，“一百年前，大多數美國人可能都無法想象出人類胚胎的形象。”摩根指出，有些文化并不把自然流產的胚胎視為真正的人，也不認為它們具有與人相同的道德地位。（原注：在有的文化中，即使是新生的嬰兒也不一定被認為完全是人。這是因為嬰兒的死亡率在 20 世紀以前非常高，這種高死亡率可能使人們與新生的嬰兒間形成了一定的心理距離。）目前，許多“反墮胎”團體會通過生物醫學技術獲取一些影像，并用這些影像來論證他們的觀點。他們用子宮內的胎兒來代表胚胎，以此暗示從受孕的那一刻起，胚胎就已經是一個人了。

　　根據科學史家尼克·霍普伍德（Nick Hopwood）的觀點，“人類發育”這個概念是主動構建出來的，而不只是被揭示的“關于生命的事實”。據他介紹，這一構建過程始于 19 世紀末的胚胎學。那時的生物學家和內科醫生認為，胚胎的形成是一個錯綜復雜但又平平無奇的生物學過程。他們還認為，胚胎形成所引發的道德問題可以通過更科學的認知得到澄清甚至解決。

　　我們現在知道情況并非如此。事實上，情況正好相反。我們很難搞清楚如何理解體外受精揭示的個體發育過程。我們需要何種想象力才會把啼哭的嬰兒和一小團細胞聯系起來？畢竟，這些細胞充其量只是像一堆肥皂泡罷了。

　　我們試圖用一個詞語把化學實驗室中一種常見的器件——也是體外受精的舞臺——與母體孕育的神圣結晶聯系起來。這個詞語就是“試管嬰兒”。

　　試管從未參與體外受精，其作用純粹是象征性的。“試管嬰兒” 這個詞最早出現于 20 世紀初，當時公眾對生物學的理解還很粗淺。對他們來說，用化學方法創造生命聽起來完全可行，甚至即將成為現實。在那樣的時代，我們今天所說的體外受精——在體外進行精卵結合，或許還讓受精卵繼續在體外生長——是一項壯舉，看起來與上帝創造生命相差無幾。

　　長期以來，被放置在玻璃容器里的孩子一直是人類對生命和死亡想象的一部分。幾個世紀以來，死胎、流產和畸形的嬰兒尸體一直被保存在瓶瓶罐罐里。正如蘇珊·梅里爾·斯奎爾記述的那樣，一個生物不僅死后被存放在瓶子里，而且實際上是在玻璃做的人造環境中被創造出來的，這種景象至少可以追溯到中世紀和文藝復興時期。那時的煉金術士和神秘主義者聲稱能在實驗室里制造出小人，甚至還提供了制作配方。在《浮士德》中，歌德就描述了此類生物是如何產生的，并闡明了應該以何種道德依據來評價這些小人。

　　體外細胞培養改變了這種敘事模式，并給我們帶來了試管嬰兒。在1924 年出版的《代達羅斯，或科學與未來》一書中，J. B. S. 霍爾丹描述了體外發育（ectogenesis），或者說體外妊娠的前景。這啟發他的朋友阿道司·赫胥黎在近十年后創作了一部著名的諷刺小說——《美麗新世界》。在《美麗新世界》中的未來社會里，體外發育的嬰兒被用化學手段操縱，形成了一個按智力劃分社會階層的體系。

　　霍爾丹認為，這種（假想的）技術能給人類帶來福祉。這種技術可以支持女性的解放——霍爾丹原則上是歡迎的——和優生的社會工程，以保持人類的活力。霍爾丹和朱利安·赫胥黎擔心，隨著女性的發展機遇日益增多，受教育程度和智力水平較高的女性將更不愿意生兒育女，因為她們會發現生活并不只是家務勞作。但由于缺乏機遇，“低等階層”的人會繼續繁衍后代，（霍爾丹擔心）人類的基因庫會一代不如一代。正如《代達羅斯，或科學與未來》中的敘述者從21 世紀的未來視角出發所解釋的那樣：

　　如果不是因為體外發育的話，人類文明無疑會在可預見的未來崩潰，因為人群中素質較差的那些人有更強的生育能力。（原注：不幸的是，霍爾丹喜歡用“生育能力”（fertility）來表示實際的后代數量，而不是生育后代的潛在能力。這種含混不清的用法現在仍然大行其道，其誤導性也絲毫不減。）

　　利用體外發育，可以在可控的實驗室環境中人為制造人，這種可能發生的情況在兩次世界大戰之間的時期引發了對控制人口數量以及文明衰落的擔憂。

　　霍爾丹從來沒指望過所有人都會接受他對未來的這種展望。“從鉆木取火到翱翔藍天，沒有一項偉大的發明不曾被視為對某些神祇的侮辱，”他寫道，“但如果說所有物理學和化學發明都在褻瀆神明的話，那么每一項生物學發明甚至都可以說是變態和墮落的。”霍爾丹很清楚，有些人會把體外發育以及在實驗室里操縱受孕的相關技術視作“不得體和非自然的”，事實確實如此。1938 年，受史澄威斯組織培養研究的啟發，諾拉·伯克在《珍聞》雜志上發表了一篇反應過激的文章（見第 215 頁）。她在文章中提到了“化學嬰兒”（chemical baby），并問道：“這些究竟是什么生物？”這篇文章的標題——“你會愛一個化學嬰兒嗎？”——在讀者中引發了作者希望看到的排斥反應。

　　但創造“試管嬰兒”這個詞的似乎不是別人，正是托馬斯·史澄威斯自己。在他1926 年有關組織培養的講座中，史澄威斯說：“由此可見，‘試管嬰兒’的想法并非天方夜譚。” “試管嬰兒”是一個比霍爾丹的“體外發育”更能引起共鳴的詞，后者聽起來更像是科學術語。任何人都能領會“試管嬰兒”這個詞的個中含義，并產生復雜的情緒：既驚訝又興奮，還可能感到恐懼。它是現代性本身的象征：用科學控制生命的時代中人類的象征。

　　一幅“試管嬰兒”的常見畫面：在被植入子宮中時，胚胎還處于囊胚期前的階段，但圖片中往往會使用嬰兒的形象來代表這些胚胎丨圖片來源：圖庫 Shutterstock

　　簡而言之，“試管嬰兒”是合乎時宜的正確措辭。一個人竟然可以是一種奇妙技術的產物，這幾乎是工業化大規模生產的必然結果。畢竟，工業化大規模生產似乎在流水線上生產著人們生活中的一切， 是標準化、經過測試并且商品化的過程。

　　從霍爾丹的體外發育到阿道司·赫胥黎《美麗新世界》中的繁育中心，兩種概念的距離并不大。但更貼近史澄威斯“試管嬰兒”的也許是“機器人”這一概念。這個概念最初是由捷克作家卡雷爾·恰佩克在 1921 年的劇作《羅素姆萬能機器人》中提出的。R.U.R. 是一家公司名稱的縮寫，這家公司叫“羅素姆萬能機器人”（Rossum’s Universal Robots）。雖然恰佩克所說的機器人（這個詞在捷克語中的意思是“勞動者”）會讓人聯想到金屬和電線組成的人形機器― 就像撕掉人造皮膚的“終結者”一樣——但羅素姆機器人并非如此：它們是由柔軟的皮肉制成的。

　　在這部劇作中，R.U.R. 公司的總經理哈里·多明（Harry Domin）解釋說，這些機器人的發明者是羅素姆，他的發明源自實驗時的一些發現。他當時在試管中進行化學實驗，試圖創造一種有生命的物質。羅素姆是一名海洋生物學家，他在試管中創造出了一種新形式的“原生質”。從化學的角度看，這種原生質比細胞內的原生質簡單得多。“接下來他得把這些生命從試管里弄出來。”多明說。

　　利用這種人造生命，R.U.R. 公司制造出了一種像面團一樣的東西，這些“面團”可以被塑造成器官。“那里有制造肝臟、大腦等器官的大缸，”多明說，“那邊是裝配室，所有東西都是在那里組裝起來的。”9 這種生產流程有賴于亨利·福特的自動化生產模式，但顯而易見的是，制造技術是由卡雷爾和史澄威斯等人開創的組織和器官培養技術。

　　恰佩克作品中反映出的那種恐慌情緒——對以工業自動化規模制造同質化的人的恐慌——也驅使大衛·H. 凱勒（David H. Keller）創作了一篇題為《一次生物實驗》（“A Biological Experiment”）的故事，發表在 1928 年的一期《驚奇故事》雜志上。這則故事預測，未來的社會將充滿反烏托邦色彩：性行為將被禁止；嬰兒是根據標準化的規格，通過輻射處理在工廠的大缸中制造出來，并派發給取得了必要政府許可的夫婦的。阿道司·赫胥黎后來出版的小說《美麗新世界》中也有類似的情節。

　　當然，反烏托邦的故事總是比烏托邦的故事更博眼球。一如既往，這些“化學嬰兒”的故事往往以人造人征服人類結尾，這一點值得注意。《羅素姆萬能機器人》為十惡不赦的機器人反擊并征服人類的故事建立了一個模板。時至今日，這種模板仍在被沿用，比如連續劇《西部世界》中的情節以及電影《終結者》中的天網系統。科幻作品不怎么描寫唯命是從的機器人，其中的假設不言自明：人為制造出來的人天生缺乏道德，因此冷酷無情。在諾拉·伯克的筆下，“化學嬰兒”被毫無緣由地描述為“沒有性別、沒有靈魂的化學生物”，最終可能“征服真正的人類”，并導致“人類的滅亡”。但在 1938 年的英國，這種恐懼從何而來，也許不難理解。“如何制造一個人”從來不是一個單純的科學問題，而是一個深刻且無法回避的社會政治問題。

　　“試管嬰兒”這種形象的說法并不局限于《驚奇故事》雜志，也很適合出現在“陽春白雪”的《自然》雜志上。這個詞語的起源表明，當媒體和大眾文化攜手用聳人聽聞的口號和影像詆毀科學時，認為（許多科學家就是這樣認為的）科學只需要兩耳不聞窗外事地埋頭苦干是極為錯誤的。事實是，科學創新中“專業化”和“大眾化”的兩面是共同發展的。霍娜·費爾曾致力于推廣和傳播史澄威斯實驗室的研究（這種熱情很大程度上是希望為這些研究贏得支持和經費），但在看到關于這些研究聳人聽聞的新聞頭條和科幻故事后，這種熱情最終煙消云散了。1935 年，有傳言說史澄威斯實驗室計劃制造試管嬰兒，費爾立刻警醒過來，堅持認為科學家在介紹組織培養時只應該將其描述為“一種有價值的技術，有其獨特的優勢，也有其局限性”。但這并沒有阻止《每日快報》（Daily Express）在第二年撰文稱，在史澄威斯實驗室，“鮮活的組織在體外生長和發育，與在完整的活體動物身體里一模一樣”。文章中引用了一位身份可疑的匿名科學家的話（這位科學家“來自劍橋大學的另一個實驗室”），聲稱這項研究“通過在試管中培養嬰兒，邁出了通向阿道司·赫胥黎《美麗新世界》中的社會的第一步”。正如歷史學家鄧肯·威爾遜指出的那樣，雖然費爾本人樂于傳播史澄威斯實驗室的研究成果，但被描述為創造沒有靈魂的化學嬰兒“顯然不是她想要的宣傳效果”。

　　有人可能會認為，事實被扭曲和夸張是源于費爾。但她給科學家們的建議——他們應該談談自己所做的研究，并努力引起聽眾的共鳴——并沒有錯。問題的關鍵是，科學家們必須認識到，他們的描述和比喻一旦說出來，其影響力就不再是他們能掌控的了，因此最好謹言慎行。這種沖突如今在遺傳學和基因組學的討論中尤為明顯。科學家們對公眾把這類學科簡單地理解為基因決定論感到憤慨，但公眾很容易用“當初是你們這么說的”來反駁。

　　作者簡介

　　Philip Ball，科學作家、英國皇家化學會會士、歐盟委員會合成生物學專家團成員，《自然》（Nature）雜志顧問編輯，曾在該雜志擔任編輯2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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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標題：《試管嬰兒并不生于試管——胚胎何時起成為“人”？| 展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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